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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vs富“民”:江浙政府偏好差异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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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一季度江浙经济运行情况比较

几乎在同一天,长三角的两大省份江苏和浙江公布了本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从数据看,两者冷暖不一:

(1)经济增速上: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江苏一季度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882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浙江全省生产总值为1055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0%。

其中,第二产业两省增速同为6.1%,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上: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9914亿元,增长8.4%;而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819亿元,增长10.0%。

(2)服务业增长上: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2.7%,而浙江占GDP的比重为55.2%。

其中,位居江苏服务业增速前列的行业为金融业增加值1622.9亿元,增长9.4%,另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速同比提高8.6个百分点,达到增长6.3%。

与之相比,位居浙江服务业增速前列的行业为营利性服务业,增速为20.8%,次之为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为8.9%,排在第三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增速为8.4%。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两省重点服务业盈利能力上的巨大差距:1—2月份,江苏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961.4亿元,同比增长12.7%;实现利润156.6亿元,增长5.1%。而浙江规模以上服务业(不包括批零住餐、银证保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6%,营业利润增长49.8%。

(3)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一季度,江苏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8.2亿元,同比增长6.5%,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5949亿元,同比增长9.7%。

其中,江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快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达到1874.8亿元,同比增长23.2%,增速同比提高19.8个百分点。而浙江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样是增长最快的,达到19.5%。

在房地产投资中,江苏全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2176.3亿元,同比增长9.8%。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商品房销售面积3015.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1%。

浙江房地产开发投资1591亿元,增长9.2%。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36.1%。商品房销售面积1847万平方米,增长24.8%,商品房销售额2197亿元,增长32.2%。

可以看出,就一季度数据透露的信号而言,未来江苏全省房地产市场供给可能出现偏紧状况。

(4)消费品市场上:一季度,江苏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07.6亿元,同比增长10.3%。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71亿元,同比增长8.9%。

其中,两省的农村消费品市场都呈现出惊人潜力:江苏同比增长13.7%,而浙江同比增长12.0%。

两省在消费品市场上的领军行业并不相同:江苏领先行业集中在通讯器材类、书报杂志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上,分别增长25.4%、24.9%、17.3%。而浙江则以网络销售见长,网络零售额2134亿元,增长31.9%。

(5)进出口上:一季度,江苏全省完成进出口总额8871亿元,同比增长19.8%;浙江进出口总额5592亿元,增长23.1%。

2、志在富“商”vs志在富“民”:江苏与浙江的分野

富民,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改革开放近40年来,江浙两省走出了各具自身特色的富民之路。受路径惯性的影响,这种差异依然体现在两省的经济活动中。当下,江苏正在全面冲刺“两聚一高”的现代化目标,把“聚焦富民”作为统筹下一阶段全省经济共组的中心。那么,在江苏的富民之路上,浙江有哪些可以镜鉴的地方,又如何镜鉴呢?

(1)

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一季度江苏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3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40元,同比增长8.5%。

从一季度的数据看,与浙江相比,江苏居民收入无论是在基数上还是在增速上依然处于落后境地。其实,这一点在2016年的数据上也有所体现。

2016年,江苏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为33.65%。而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52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为46.12%。

这一数据可以反映出两方面的信息:

一是截止去年,江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落后浙江6459元,相当于落后浙江2年,2014年浙江已经达到32658元。

二是江苏在GDP向居民收入的转化效率上要差得多:江苏为33.65%,而浙江为46.12%。两者相差近13个百分点。这也再次印证了江苏经济的特点,即,“只长骨头不长肉”。

(2)

对于江苏来说,“只长骨头不长肉”,是长久以来的困扰。这一困扰根源于经济结构:

据统计,一季度,江苏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2347.4亿元,增长14.4%;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1079.4亿元,下降1.8%。

与之相比,浙江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2255亿元,增长8.0%。民间投资3394亿元,增长14.4%。

上面的数据,来自于两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公告。我们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数据指标进行发布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事情。江苏选择了两个指标:一个是国有企业固投情况,一个是外资企业固投情况。而浙江则选择了另外两个指标: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

对民间投资忽略,应该不是江苏的无意识行为,更应该是有意识选择。那么,为何江苏不愿意公布民间投资数据呢?从经验上讲,更大的可能是丑媳妇怕见公婆。江苏的数据,应该不会好看。

这一点也可以在我去年的研究中得到印证。2016年1-9月份,江苏全省民间投资增速为8.7%,同比回落5.1个百分点;与1-6月份11.1%的增速相比,环比下跌凶狠,且在全国民间投资触底反弹的情况想,江苏尚无触底迹象。这表明,江苏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民间投资形势异常严峻。

(3)

来源于两省统计局的2016年江浙进出口数据可以进一步佐证各种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

2016年,在江苏的进出口结构中,国企、外资与民企的进出口金额,分别为412亿美元、3259亿美元和1337亿美元。

与之相比,浙江的进出口结构则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其国企、外资与民企的进出口金额,分别为964亿元、3322亿元和12847亿元。

可以看出,在浙江的总进出口总额中,民企进出口占比接近60%,而江苏民企进出口占比却不到25%。

即使从规模上看,江苏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也要比浙江低4000亿元。

显然,与浙江相比,民营企业在江苏的发展,并不乐观。

当然,对于江苏来说,其优势在于外资企业,外资进出口在总规模中的占比接近60%,绝对规模是浙江的6.8倍。

仅从这一数据,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初步判读:江苏经济是外资依赖型结构,而浙江是民资依赖型结构。

(4)

江浙两省在富民之路上的差异,根源于经济结构上的根本性不同,然而,这种经济结构差异的形成,却在相当程度上政府偏好选择的结果。

对于两省经济差异,主流观点认为,江苏经济是强政府推动型,而浙江则是强市场推动型。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是弱政府。可以说,所有地方政府都是强政府。

不同省份之所以形成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并非源自于政府是否干预,而是源自于政府干预谁。

换言之,即,政府支持谁,鼓励谁,保护谁的问题。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鼓励的与保护的,就会茁壮成长起来,成为省域经济的鲜明特色。

在我看来,浙江政府同样强势,但是,其强势之可贵之处在于,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

其中,改革之初对“八大王”事件,从根本上奠定了浙江对民营经济的强政府保护基因。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八大王”事件对改革之初温州的影响是恶劣的。如果不能及时为之平反,那么在“杀鸡儆猴”效应下,温州人能否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后来的全球小商品天堂也成为不可能。

温州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不信邪的石锦宽。

在打击“投机倒把”的意识形态潮流中,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朝龙亲自率领工作组闯进柳市通用电器厂,彻底查清可能的投机倒把问题。厂长石锦宽被拘禁审查。

但是,自认清白的他,不甘心受命运的摆布,开始小心翼翼而坚定的“上访”之旅。

带着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石锦宽八赴杭州,两度北京。

听说胡耀邦总书记有信必回的传闻后,石锦宽用工工整整的隶书给总书记写了一封长达1500余字的申诉信。信的落款是12位申诉人触目惊心的血手印(本人或亲属代替),依次顺序为:王迈仟(母)、王集金、叶建华(母)、郑祥清(父)、张承林、阮承志、高安平(母)、高镇权、高碎芬(父)、冯爱莲、刘岩坚、阮子岳(兄)。

幸运的是,石锦宽在化工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恰好与胡耀邦的外甥女是一个部门的同事。通过这个特殊管道,申诉信几经辗转递到总书记的手里。耀邦同志阅后当即作出批示:“立足帮助,打击不妥。”随后,总书记又亲自给浙江省委打去电话,以强调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之意。在电话号中,耀邦同志委婉地说:“今天,接到你省一位公民特殊的信,虽然是一面之词,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若不是这样,或多或少干扰了你们工作,有机会去杭,我向你们负荆请罪。”

在胡耀邦总书记的直接关心下,1984年温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一度震惊全国的“八大王事件”得以彻底平反。

幸运的不仅是石锦宽,以及和他同命运的“八大王”,还有随之而来的浙江人民。正是对“八大王”事件的最终定调,让走在打击民企还是鼓励民企岔路口的浙江,重回正确通道,并成为浙江之福。

明显的事实是,在此之后,即使假冒伪劣是如此之严重,浙江也再也没有进行过严厉的打击活动。

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浙江对以马云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的宽容,甚至保护,同样是浙江互联网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即使到今天,淘宝依然时不时地会上美国商务部的假冒伪劣的黑名单。但是,有天大的压力,都有浙江强政府为之扛着。

(5)

与浙江相比,江苏是另一种幸运。那就是改革之初,不甘贫困,敢为人先的昆山人,率先在全国自费办起了第一个开发区。由此拉开了昆山、苏州甚至江苏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源于园区、长于园区的江苏,与浙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政府服务的对象,是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2015年1月7日,履新第五日的昆山市委书记徐惠民,在重点台资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昆山始终坚持‘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思想上重视台商,感情上贴近台商,工作上支持台商,生活上关心台商,千方百计打造一流环境、提供高效服务,精心塑造服务品牌,推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打造台商在大陆的‘精神家园’”

其实,“亲商、安商、富商”,也正是江苏强政府的特色所在。

如果说,浙江强政府的精髓表现在对本省民营企业的支持与保护上,那么江苏强政府的精髓就表现在外资企业(以台资为主)的支持与保护上。

两省政府路径上的差异,可以扼要地概括为:江苏富商,浙江富民。

反映在最终结果上,就是商人,特别是外商,在江苏赚的盘满钵满,但是江苏人民受益却并不明显。

与之相反,浙江的富民之路,却是以激发老百姓的创新创业为中心,让老百姓在创新创业中富裕起来,实现真正的藏富于民,藏富于野。这应该是江苏应该镜鉴的地方。

3、对江浙各自优势的综合性比较

改革开放40年来,江浙两省受各自地域环境、人文传统、政策机遇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与态势,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

一是江苏实体见长,浙江新经济闪耀。江苏的实体经济以制造业优势在全国形成示范,制造业规模在全国处于第一;浙江的实体经济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互联网助力浙江制造成效显著,新经济模式发展势头令人瞩目。江苏制造业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的1/8、全球的1.5%;在全国四十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江苏行业规模约占全国10%以上的就有18个,并有机械、轻工、电子信息、石化、冶金等一批万亿级产业;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到全国四成,实体经济占江苏经济总量达80%以上,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根基。

浙江是全国电商最活跃、集聚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之一,诞生了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办地。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报告,2015年,浙江信息化发展指数为95.89,继续位居全国第3位;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98.15,居全国第2位。

二、江苏创新能力强,而浙江创业能力强。江苏科教资源丰富,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浙江创业动力充沛、浙商精神蕴藏巨大的发展能量。在省一级层面,江苏拥有的创新资源处于全国前列。目前,江苏有高校141所,全日制在校大学生190万,江苏籍两院院士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7700多家,约占全国1/9;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按照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江苏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第一。

浙江人具有强烈的创业精神,截至2015年末,浙江全省在册市场主体471万户,浙江平均每11.8人中就有一位老板,平均每38人中就拥有一家企业。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居全国第一,形成了独特的浙商文化。

三是江苏园区经济特色鲜明,而浙江产业集群优势明显。江苏开发区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各级开发区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意义的典型经验和做法;浙江利用自身的信息经济、板块经济、山水资源、历史人文等独特优势,创建了极富创新性的产业集聚和特色小镇模式,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江苏开发区是江苏科技创新先行区、新兴产业集聚区、机制体制创新先导区,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省1/2的工业增加值、1/3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3/4的外贸进出口,未来通过模式创新、转型升级,将对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有力支撑。

浙江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在浙江形成了近500个工业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 无论是义乌的小商品、嘉善的木材、海宁的皮革、绍兴的轻纺这些县域性的块状经济,还是濮院的羊毛衫、大唐的袜子、织里的童装这些镇域性的块状经济,专业市场与特色制造业互为依托、联动发展,产业集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促促浙江的城镇化,同时为新时期建设特色小镇奠定了基础。

四是江苏致力于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浙江构建自身的价值链。江苏以代工和FDI在全国率先嵌入全球价值链,当前正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登,开放已成为江苏鲜明的特色、优势和品牌;浙江人在全世界“闯市场”,依托于极具特色的专业化市场,形成遍布全球的浙商网络,新时期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在全国走在前列。江苏吸引FDI多年处于全国第一,前两年短暂的调整之后,2016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254.2亿美元,重回全国第一。在资本短缺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苏以良好的基础设施、优秀的人力资本率先吸引FDI嵌入全球价值链,新加坡工业园、昆山等地成为全国的外资、外贸高地。同时,这一模式也带动民营经济融入到全球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较快的提升了江苏工业化水平。

浙江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聚互为依托、联动发展,专业市场的总体规模在全国最大,同时成为对接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立足于这一基础,浙江在新时期跨境电商等新贸易模式上走在全国领先,当前浙江跨境电商约占全国比重两成,阿里发布的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创业二十五佳县(市)”上榜地区中,浙江占15个,是目前跨境电商最活跃的区域。

五、江苏集体经济传统深厚,而浙江民营经济氛围浓郁。浙江历来以浓厚的民营经济氛围在富民上形成示范,江苏历史上以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形成了若干共同富裕的全国著名案例。自2001年以来,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位,2015年浙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达到45.7%,GDP含金量进一步提高。浙江能够在富民上领先,与浓厚的民营经济和创业氛围密不可分。由于民营经济与创业经济的发展,在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中,2014年与2000年相比,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则分别提高了10.6和11.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

江苏的苏南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区域之一,这与江苏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路径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创造了集体经济的模式,当前又形成了新集体经济“资产租赁型”、“农业开发型”、“联合发展型”、“企业股份型”的新模式,村集体财力较强,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在全国领先,并且形成了华西村等共同富裕的典型,并且华西村的经验在苏南地区得到推广。

六是江苏区域平衡相对更好,而浙江中心城市作用比较突出。江苏区域平衡性得到改善,而浙江强化省域中心城市作用。最近10年来,江苏不同板块之间的差距在快速缩小。2016年数据显示,三大板块在全省经济中的份额继续发生积极变化:苏南占比为57%,苏中占比为20%,而苏北占比则提高到23%。在10年前的2006年,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板块在全省经济份额中的占比分别为62%、18%和20%。

浙江积极培育省域中心城市的牵引与带动作用。推动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加快改革发展,四大省域中心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71%左右,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约4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约1个百分点。同时,围绕四大省域中心城市,支持和鼓励周边有条件的县(市、区)规划建设高铁小镇,积极融入中心城市,实现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支持区域中心城市与相邻县市一体化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经济转型。

七是城乡收入差别同处低位,但浙江差距更小、收入更高。2016年江苏的城镇化率为67.7%,而浙江的城镇化率为67%。江浙两省城镇化率相近。2016年江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152元和17606元,城乡收入比为2.28。同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7237元和22866元,城乡收入比为2.07。通过比较发现,从金额上看,江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浙江的85%和77%;从城乡收入比看,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更小。

八是在“放管服”改革上,江苏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浙江则以创新提升行政效能。去年江苏在“放管服”上的改革举措有:(1)2016年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93项,审批时限压缩到法定时间的50%以下。(2)建立省市县标准统一的权力清单,“江苏12345在线”正式启动,政务服务“一张网”上线试运行。(3)“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和个体工商户“两证合一”全面推行,新登记企业数、注册资本分别增长30.4%和45.2%,民营经济增加值比重提高到55%。(4)制定落实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政策措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入库项目实现全覆盖,累计吸引社会资本1896亿元。

浙江在“放管服”上的进展有:(1)2016年全省行政许可事项从554项减少到516项、四年累计减少779项。(2)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纵横贯通28个省级部门和所有市县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改革全面推进,浙江政务服务网覆盖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并向村级延伸。(3)成立省行政复议局,全面行使集中承办省级部门行政复议案件职能。(4)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试点。

九是全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经过努力,去年江苏在生态环境上不断改善。(1)大气治理。2016年全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12.1%,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高3.4个百分点。(2)污水治理。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104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Ⅲ比例提高9.9个百分点,太湖流域连续九年实现“两个确保”。(3)节能减排。全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7%以上。(4)城乡环境综合整治。2016年全年林木覆盖率达到22.8%。

与此同时,浙江则采取扎实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1)污水治理:2016年完成河道综合整治2836公里、河湖库塘清淤1.37亿立方米,建成城镇污水管网3252公里、四年累计11625公里,完成27个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四年累计235个,完成4173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四年累计23137个。全省221个地表水省控监测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断面占比77.4%,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2.7%,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2)雾霾治理:完成1186万千瓦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四年累计3563万千瓦,占全省30万千瓦以上统调燃煤机组装机总量的90%。淘汰改造燃煤小锅炉14203台、四年累计35246台。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18.6万辆、四年累计88.9万辆,提前全部消灭黄标车。全省69个县级以上城市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88.4%,同比上升3.4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6微克/立方米,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3)城乡改造:全年拆除违法建筑1.54亿平方米、四年累计6.29亿平方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3.38亿平方米、四年累计9.26亿平方米。积极打造珍贵彩色森林,新增珍贵树木2099万株、珍贵彩色森林20.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0.96%。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培育美丽乡村示范县6个、示范乡镇100个、特色精品村300个、美丽庭院1万个。

十是江苏以公共财政保障民生福祉,而浙江推动民生福祉迈向更高水平。江苏在民生建设上的成就有:(1)切实增加民生投入。2016年全省公共财政支出75%以上用于民生保障,省级财政民生支出比重达到80%。(2)推动创业就业。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43.2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年末总体就业率达到96.9%。分流安置去产能职工2.4万人,扶持城乡劳动者自主创业22.8万人。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上调6.9%,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基本实现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新农合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6%以上。(3)脱贫致富。2016年76.8万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收入提高到6000元。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棚户区(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27.4万套、基本建成27.5万套。

浙江推进民生福祉迈向更高水平的举措有:(1)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2016年增城镇就业11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左右。新增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86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5万人,总数分别达到3711万人、5175万人。(2)制定实施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深入推进“双下沉、两提升”,联动实施医疗、医药、医保改革,积极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加快建设基本公共文化体系,新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568个、四年累计6527个。(3)推进下山移民、地质灾害搬迁和危旧房改造。完成异地搬迁4.5万人,其中地质灾害搬迁4760人,农村危房改造20559户、城镇危险住宅房屋解危15665幢。

“策以经世,论以明理”。面向时代、面向问题、面向未来的策论,始终是历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中的核心关切。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中国,更是为策论工作者提供了极为开阔的舞台。本公号秉持中国立场,基于个人兴趣与能力,从策论角度,诊断时代问题,剖析中国利益,呈现中国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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